首页 > 新闻中心 > 公司新闻
Nature长文:关注PGD在中国的爆发式发展

本周的Nature Podcast中,《自然》杂志发表长文“China’s embrace of embryo selection raises thorny questions”,深入探讨了我国PGD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目前,我国生殖医学中心正在大力推进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普及。虽然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在全球范围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但在中国却呈现爆发式发展。


和卓生物作为一家成立八年以来,始终矢志不渝的在中国本土推行最先进的PGD、PGS技术的先行者,见证了中国第三代试管技术的蓬勃发展。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全国拥有资质的PGD中心的数量从2004年的4个提升到2016年的40个,还体现在中国医生对最新的PGD技术的严谨探求,如:作为全国PGD技术培训中心的郑大一附院生殖中心在2011年诞生中国首例应用SNP芯片技术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试管婴儿,上海集爱2016年诞生全国首例核型定位试管婴儿,2017年诞生全球首批全基因组“PGH”试管婴儿……抛开二胎政策等等客观因素,中国PGD中心的这些高质量研究,也让医生和患者更有信心使用PGD技术,这也是中国PGD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下来源自Nature自然科研翻译的原文: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预约采访时间非常不容易。早上七点半,乔杰所在的生殖医学中心外,排队的人群已经沿着街道排了大约80米。此刻,她的研究团队中约50名医生正在讨论一些近期的研究结果,乔杰此时还在进行一个晨会。


当她终于出现时,她便直接切入了主题:提升人们对于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的了解。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能够帮助夫妇进行试管受精,避免将可能造成疾病或残疾的基因突变遗传给他们的孩子。乔教授通常拒绝采访,但她十分担心人们不能及时接触到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相关信息。她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是可以被阻止的,就算不是立即实现,也会在下下一代中实现。”


早期实验表明,CRISPR等基因编辑技术将来可能实现在胚胎植入前进行致病突变的治疗。但是对这类技术还需不断改进,且获得监管部门的审批还需要多年时间。PGD已经帮助了数千对夫妇,虽然PGD在全球范围的扩增速度十分缓慢,但在中国却呈现爆发式发展。


如今,我国实行PGD的条件已经十分成熟。遗传病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残疾人得到的支持也非常少,在宗教和道德方面对PGD的“反击”几乎是不存在的。此外,我国还放宽二胎政策,年长夫妇的生育治疗需求随之上升。与孕妇年龄相关的染色体异常产前遗传筛查已经在全国普及,很多人都将这视为普及PGD的前兆。


虽然我国采取这种诊断方式的时间稍晚于欧美,但是我国的生殖专家一直在追求一种更为积极、全面且系统的使用方式。我国政府一直都做着长远考虑,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加大力度向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目前的五年计划也涵盖了生殖医学,包括PGD,这正是乔杰一直努力研究的领域。我国研究人员也正在探索可能在中国人群中适合PGD筛查的各种疾病突变。包括乔杰团队在内的国内诸多研究团队,都拥有着完备的设备,并加大力度提升技术水平,提高人们的意识,并努力降低费用。


目前我们还无法获得综合数据,但是从几家主要PGD供应商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对于该技术的使用情况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五倍,仅仅在乔杰的临床研究中心每年进行的PGD检测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整个英国。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华裔生殖生物学家徐康普说:“从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来看,他们可能开始考虑消灭这些疾病了。”


这些系统的工作却向生物伦理学家提出了一些难题。有些人担心推动消除残疾的这个行为会贬低残疾人群的生命。此外,PGD检测的费用和适用范围也引发了另一个隐忧,遗传特征可能加深贫富差距。另外,这一领域还可能出现人们对某些非疾病特征的选择,例如智力和运动能力。但是在中国,即使我们会考虑这些问题,但更多人关注的还是PGD的好处。乔杰谈道:“虽然存在道德问题,但是能够消除某些疾病,我认为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PGD的兴盛时期


约30年前,英国医生首先对人类应用了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最初用于帮助某种男性多发遗传疾病的基因携带者。受益于该技术,父母能够有选择地诞下健康女婴。通常这一过程涉及从试管受精形成的胚胎中移出一个或部分细胞,之后通过不同的手段来检测染色体结构和数目乃至单个基因序列。医生通常将会舍弃不能通过测试的胚胎。


鉴于该技术的安全性尚不确定,同时还有被滥用的潜在可能(例如人为选择男婴在中国是违法行为),中国政府将该技术限制于有相关执照的医院。截止到2004年,全国仅有四家医院有相关资质。到201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0家。


此类接诊量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在2016年,乔医生的中心就进行了18,000例试管婴儿手术。而接诊量最大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在同一年进行了41,000例试管婴儿手术,约为全美国一年接诊量的四分之一。去年中国颁布开放二胎政策是数目急剧增长背后的原因之一,这使得大量大龄女性寻求生育治疗。


另一个因素则是观念在中国的改变。十年之前,无法生育的人们会选择中医治疗或收养孩子,但正如乔教授所言,现在人们知道辅助生殖技术能够帮助到他们。
与此同时,有资质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中心在争相宣称与该技术相关的各种“第一”。2015年中国第一例“无癌宝宝”在中信湘雅诞生。其父母在基因检测显示婴儿患有成视网膜细胞瘤后终止了上一次妊娠,这种癌症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形成于眼部且通常会致盲。在接下来的尝试中,这对夫妇利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来保证引发成视网膜细胞瘤病变的基因不存在。其他团队则帮助许多夫妇避免了将一系列可能的疾病遗传给下一代,如短肋骨多指综合征、骨质疏松症、亨廷顿氏舞蹈症、多囊性肾病和耳聋等。乔教授与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家谢晓亮合作,也发明了在单细胞中同时进行染色体分析和下一代基因分析的方法。中国的起步或许较慢,但如今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应用方面已超过西方国家。


乔教授所在的医院在去年进行了约100次对胚胎中个体致病基因的筛查,并在另外的670例中进行了染色体数目异常的筛查,如唐氏综合症中的相关异常。与之相比,2014年全英国共进行了578例这样的筛查(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同时中国的接诊量仍在飞速增长,在中信湘雅,植入前检测的数量在两年内增长了277%,从2014年的876例增长到2016年的2,429例,其中700例是单基因遗传病的检测。


除此之外,中国许多生殖中心都具备进行高水平研究的能力。乔教授对该技术的安全性感兴趣并正在研究获取供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用的细胞是否会对胚胎造成微小的影响。在一项针对此影响为期10年的研究中,她正在整合来自中国所有试管婴儿医院的相关数据。


乔教授同时也在与谢博士以及上海亿康基因首席技术官陆思嘉进行合作,来开发一项通过对胚胎培养基中游离DNA取样,从而在不移除细胞的条件下完成所有必需测序的技术。这样的改进能使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更加安全简便。


迈阿密弗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医学遗传学家、前国际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协会会长Joe Leigh Simpson对于中国生殖医院的质量和规模深感震撼,他认为它们“出色且不可思议,在短短两三年内平地而起”。


中国研究者同时也在寻找更多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扩大了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的遗传学家贺林正在精心组织最为集中的研究。他发起了一项宏大的工程,旨在将所有致病基因中的全部突变都找到并集中到一个数据库中。针对约6,000种已知的遗传疾病,他表示“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进行,直到完成全部”。若疾病与某基因的关系已明确,该信息将被添加到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筛选清单中。


他提到的第一个目标疾病是耳聋。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聋病专家王秋菊教授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她计划从全国150家医院获取多达200,000个样本来鉴定相关突变。
庞大的样本数是必须的,因为与耳聋相关的基因有很多个,而每个基因有几十甚至几百个突变。王秋菊表示:“当有了大数据库,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每个基因的影响成分,然后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就会比较容易。”


文化冲突


640.webp (9).jpg

图:PGD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和国内的想法不同,以上这些努力,尤其是在听力损失方面的研究,对于西方国家可能有些令人震惊和无法理解,因为西方国家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个需要避免的问题。在美国,一些失聪夫妇还利用PGD选择先天性耳聋的孩子,进而保护“聋人文化”。王秋菊表示,这类情绪对中国的很多患者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国内无法获得任何外界支持,“如果他们有一个耳聋的孩子,他们会认为需要生一个正常孩子来帮助照顾那个耳聋的孩子。”


中国人似乎更希望去养育一个最为健康的孩子,而不是保护一个胚胎。近年来,唐氏综合征和其他染色体异常产前诊断的数量快速增长,国人对于使用基因技术确保健康新生儿的渴望便可见一斑。自从华大基因2013年推出出一项唐氏综合征检测后,华大基因已经售出了200多万套检测产品,其中一半的销售量来自去年。

虽然这类检测在英国和美国非常常见,但是很多西方人并不会因为唐氏综合征而终止妊娠。


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遗传咨询师Jiani Chen表示,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如果你想放弃一个唐氏综合征婴儿,没有人会责备你。”自从她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州,Chen表示,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她也不确定该给出怎样的建议。


在西方国家,PGD仍然引发了人们对建立“精英基因阶层”的担忧,反对者也尖锐地指出PGD正在让人类堕入“人种改良学”的深渊,这个词似乎与德国纳粹思想和种族清洗的联系更为密切。在我国,PGD则没有这类负担,我们更多地给“优生”这个词赋予了积极的含义。优生更多地是关于生育更为健康的孩子,怀孕期间禁止吸烟也是属于优生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是说我国政府没有担忧过这一技术潜在的滥用性。中国政府和很多西方国家政府一样担忧PGD会被用于体征选择,例如身高或智力。获得PGD资质的机构,仅被允许利用PGD避免严重疾病或者辅助不孕症治疗,不允许使用PGD进行性别选择。亿康基因的陆思嘉博士表示,有些家庭要求清除导致很多亚洲人无法代谢酒精的基因突变,因为这一突变似乎会影响中国酒桌上的社交能力。陆思嘉还谈道:“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喝酒。然而我们不能这么做。”上海交通大学的贺林院士正在培养了一批遗传咨询师。目前,我国这一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几乎还没有相关的专业人才。


英国人类生育与胚胎学管理局也加强了对PGD的监管力度,将这一技术限在400种情况下使用。但是在美国,医院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利。例如在性别选择方面,美国生殖学会认为这是具有争议的,但是伦理委员会却让其每个医院来自主决定。


对很多生殖医学专家而言,中国PGD产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增长速度和组织能力。中国PGD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预计年增长率为60%~70%,在未来的几年内,PGD的人均水平也将赶超美国。


考虑到PGD的经济论证,这对国家来说的确是件好事。例如,一项研究比较了用于避免囊性纤维化疾病的PGD平均费用(57500美元)和平均每个患者一生中由此产生的医疗费(230万美元)。研究人员计算出,平均寿命为37岁的同年出生的所有囊性纤维化患者,通过PGD在医疗方面节省开支净额共计333亿美元。这仅仅只是利用PGD能够避免的数百种疾病中的一种。


但是PGD在西方国家的销售量却并不高。原因包括天主教会反对对胚胎进行操控,包括移除细胞进行检测以及破坏胚胎。华盛顿遗传联盟的首席战略官Natasha Bonhomme 表示:“总有人会认为科学家在扮演上帝,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此外,关于PGD还有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一些患病儿童的父母认为,某些疾病患病人数的减少会使得政府削减对相关研究和治疗的资助。另一些反对PGD的人也表示,PGD会间接使得通过正常方式生育孩子不再受到鼓励。


这些争论也使医生和科学家们心存疑虑且更为谨慎,Simpson谈道:“科学界并不想在公众舆论面前表现得太超前。”尽管他认为从证据来看,应该更多地实行PGD,但他仍表示,“每次生殖生物学领域的进步,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些技术会不引发滥用?但事实上这从未发生过。”


Bonhomme介绍道,这样的现状导致美国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提出过与PGD相关的倡议。遗传检测公司Reproductive Genetic Innovations总监Svetlana Rechitsky表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PGD的费用仍然非常昂贵,而保险覆盖的范围也少得可怜。她在书桌旁拿出了保险公司的回复信件,大多数保险公司拒绝提供PGD保险服务,“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如今PGD在我国的价格在已经越来越便宜,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更低的检测费也将促PGD能够被我国的保险政策所覆盖,乔杰也在努力推动这一事业。她说道:“我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够让政府参与其中,现在我还有12年时间。”


原始出处:Cyranoski D.China's embrace of embryo selection raises thorny questions.Nature. 2017 Aug 16.